2017年1月19日，东方历史评论2016年度历史图书在北京揭晓。以下是获奖名单，排名不分先后。
《中国历史研究手册》
作者：魏根深 译者：候旭东
出版机构：北京大学出版社
本书是哈佛大学研究生教材、欧美汉学研究必读书。作为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学术指南，堪称是关于中国历史的“维基百科”。几乎关于中国历史研究的所有课题，从中国人的命名习惯，到茶的非华夏起源，皆有明晰的讨论。作者深具为人作嫁之精神，在诸问题之后附列大量索引，为研究者指引史料线索和治学门径，至广大而入精微。
致中国读者
许多人礼貌地表示怀疑，一个外国人能对“我们国家的历史”说出什么有意思的东西来。暗含的意思是，只有一国国民才能充分理解本国的历史，因为对于社会如何运行，无论古今，只有他们才有切身体验。但是当我问他们，如果要选择心脏病医生，是否需要以对方曾经患过心脏病为前提时，他们承认，直接经验并非必要条件。
实际上，在研究一个国家时，自外而内的观察往往会带来一些优势。我们只需要记住，大多数有见地的美国人都把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视为理解自己国家的最优秀的作品之一，它是由一位仅在美国待过九个月的二十五岁的法国贵族撰写的。
《反思史学与史学反思》
作者：王明珂
出版机构：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为什么赤脚惯了踩在锐石上不知痛？为什么一个经常受欺负的人，久而久之，会对他人的侮辱性话语行为变得毫无反应？台湾人类学家、历史学家王明珂通过人类生态、本相与表相、认同与记忆、文本与情境等概念，从文本与表征层面解构历史，他的跨领域研究方法值得反思，也值得赞赏。
并不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构成我们所信赖的“历史”，而是当前的社会事实（或社会现实）使得我们选择某些历史事实，或创造些对过去的想象，以某种方式来建构我们所相信的“历史”。我们相信这样的“历史”，因为它与社会现实以及相关的社会权力紧密结合在一起。说得更准确一些，历史事实造成某种政治、社会情境；在这样的情境中，掌握权力者（个人或群体）也掌握“历史”建构，于是他们以“历史”来强化有利于己的社会现实情境。
《我们的中国》
作者：李零
出版机构：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在《我们的经典》之后，李零老师又为我们带来了《我们的中国》。尽管全集只有薄薄的四册书，但这里面却凝结了近年来他对史地之学的最新思考。在从古人对中国的最初表达，再到中国的五岳五镇的字里行间，他不断的追问：传统中国真的就是从周代城邦到编户齐民，从民主走向专制吗？现代中国真的就是抛弃历史，按现代民族国家的身段重新订制的吗？这样的问题尽管不易解答，但他依然能够从历史中梳理出脉络，给出自己的答案。
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历史上如此，现实也如此。王明珂说，“中国民族”与“中国少数民族”是什么，学者有两种解释模式——“历史实体论”与“近代建构论”。他更倾向于后者。因为近代建构，所以才要解构。其实中国的任何民族、无论汉族，还是少数民族，其内部都是千变万化，认同与识别，不仅现在复杂，从来都复杂。中国这么大，这么复杂，当然值得做深入细致的研究。但是，“解构永恒中国”并不能取消历史的中国和中国的历史，这就像白马黑马，你分得再细，它还是马。
《“边缘人”纪事》
作者：杨奎松
出版机构：理想国·广东人民出版社
成功改造的旧警察、身败名裂的团支书、提心吊胆的大夫、疗养院里的“反革命”......他们人数众多，他们微不足道，可是他们正如你我一样，构成了无边的历史长河。透过描写这些小人物经历，杨奎松教授如实地还原了那个时代的社会群像，他将情愫按压在厚重的历史之下，不做道德评判，如史直书，体现了一位历史学家应有的学术涵养与关怀。
如果我们的研究，不能让每一个关注历史的读者了解“人生而平等”的道理，懂得尊重每一个人的生命、权利和尊严，学会因关注他人的命运而养成对生命的敬畏之心，进而达到改善人类生存状况和质量的目标；如果我们的研究反而会因为基于这样或那样的立场，造成更多的仇恨、对立，甚或伤害，那我说，这种学问不要也罢。
学问有道，求仁义而已。“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心而不知求，哀哉！”吾既认定此道，“虽千万人，吾往矣”。
《世界的演变：19世纪史》
作者：于尔根·奥斯特哈默
译者：强朝晖, 刘风
出版机构：甲骨文·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这是一个重大政治理念汇聚的时代，这是一个“此在”科学化的时代，这是一个铁路与工业的时代，这是一个荣耀与屈辱遍及全球的年代。大陆间的大规模移民与第一波经济通信全球化同时发生，民族主义与帝国主义如影随形。借助于记忆与自我观察，于尔根·奥斯特哈默对“十九世纪”进行了全景式的扫描。他为读者提供了独特的视角，也为知识界留下了一本足以垂范的巨著。
所有的历史都倾向于成为世界史。社会学有关“世界社会”的理论告诉我们，世界是“一切环境之环境”，是所有历史事件及其叙述的可能的终极语境。在历史发展的漫长过程中，跨越地域的趋势不断增强。倘若说新石器时代的世界史对远距离密切交往尚无从论及，20世纪的世界史则已确认一个基本事实：全球已然形成了一张如星云般紧密交织的关系网，一张如约翰·麦克尼尔和威廉·麦克尼尔所说的“人类网络”，后者更确切地说，是许许多多这样的网。
《明清社会和礼仪》
作者：科大卫 译者：曾宪冠
出版机构：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在过去三、四十年里，华南学派重塑了学界和读者对于明清宗族的看法，它远非19世纪以来一句“吃人的礼教”可以概括。宗族社会萌芽于16世纪，终结于19世纪，在明清经济中扮演着一个富有活力的组织角色。而这所谓的“传统社会”，只不过400年历史，堪称是新生事物。科大卫教授聚焦于这一时期中国的礼仪和宗族，将其视为维持帝国乡村社会秩序的核心，为我们理解16世纪以来的中国社会结构提供了极好的视角。
跑田野，才能认识中国是怎样地大物博。您以为明太祖一声令下，天下四方便自然遵循吗？真的有“瑶（猺）乱”，皇朝出兵去“平乱”吗？天地会的兄弟，真的密谋等待时机来推翻朝廷吗？多少我们以为是实体的名词，只不过是思想上的认同。但是，认同有它的动力，国家、社会就是靠认同产生的。谁认同谁、凭什么去建构认同，在什么时候、什么环境、可以利用什么概念来做建构的根据，就是研究者在田野永远不能离开的问题。
《苦海求生》
作者：萧邦奇
译者：易丙兰
出版机构：汉唐阳光·山西人民出版社
这是一段“鬼哭神嚎”的历史，这是一代中国人最苦痛的经历。八年抗战中，困乏的政府非但无法妥善安置平民百姓，反而还使用焦土政策令人民痛苦不堪。凭借详实的史料，萧邦齐揭开了那个苦难中国的一角，他让苦难者开口说话，将读者对历史的认识转化为对历史的体验。
尽管任何逃难都是一片混乱，不过，逃难期间的受冲击程度首先大部分是由与谁（个人和家庭与组织机构相对）逃难决定的，其次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逃难（是在敌人抵达之前、或是敌人轰炸期间、或是在日军已经入侵并占领逃难者的家乡之后）决定的。皮特·罗伊佐斯（Peter Loizos）注意到，除了空间迁移和寻找战时“家园”外，“被迫迁徙会给人们带来一种不同的时间感，将经历区分成逃难前和逃难后。这是分离，也是革命，但往往更意想不到：这常常伴随着一个长达数月或数年的时期，对在哪里以及如何生活怀抱着一种基本认知和情感的不确定性，既有回到此前的家园的可能性，又有一种让此时此地的生活更加稳定的急迫需要”。
《他者的华人》
作者：孔飞力
译者：李明欢
出版机构：江苏人民出版社
本书跨度极大，视野宏阔，作者借助空间研究路径，以海外华人视角观察中国社会的整体性变迁。孔飞力在展示500年华人海外移民的精彩画卷上，点染出他的重要观点：华人移民史的本质不是“分离”，而是“联系”；中国史包括海外华人史，而华人史同样必须结合中国史。同时，尽管作者的关注视野漫出中国本土，他仍然延续了自己剖析近代以来中国在现代性进程中的研究旨趣。
事实上，对于海外华人而言，“民族主义”是由情感和策略共同构筑而成，其共同指向一是都将中国视为共同的祖籍地，二是同时又将自己的根深植于所在国的土壤之中。在他们所生存的异国土地上，民族主义诉求适应了多重需求：营造一种能够提升华人地位、增强华人安全感的自我形象，或曰华人群体的共同形象；超越地缘、方言的差异，增强相互团结，共御外来威胁，维护华人的经济利益。最后，民族主义运动还在华人社会内部构建了一个特殊的舞台，既然是政治竞争之地，同时也是实现社会流动之所在。
《荣禄与晚清政局》
作者：马忠文
出版机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晚清帝后对峙，二水分流，满洲权贵荣禄一度跃居“后党”领袖，于是流谤缠身。在后世清廷对立面的历史话语中，其形象近于刚愎、狡诈一流，其声誉则被指为腐朽守旧反对维新之罪魁。本书以荣禄一生为经，晚清政局为纬，广搜珍稀档案以及时人文集、书信和日记，将荣禄放回历史语境下关照，还原荣禄作为“近代军事改革的大力倡导者和实际主持者”的本来面目，堪称第一本系统研究荣禄之著作。
戊戌年八月初六日，光绪帝发布谕旨，以生病为由，“吁请”慈禧太后训政，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戊戌政变”。慈禧以训政的形式重掌权力，朝局发生了同治初年以来的最大逆转。对于政变发生的原因，以往研究甚多，荣禄与庆王等满洲权贵于幕后策划，大致可以定论。但是，由于受到康、梁宣传的影响，论者多将荣禄视为“后党”的核心人物，镇压新党的“帮凶”，加以负面评价，反而很少批评康、梁一派因决策鲁莽而导致局势恶化的举动，这样自然不利于全面认识历史。荣禄在戊戌政变中的活动需要重新予以研究，尤其是奉旨回京后，他调和两宫，平衡新旧，努力维持时局的平稳，扮演者他人无可替代的特殊作用。总之，荣禄政变后的所作所为，并非“后党”、“守旧者”概念所能简单涵盖的。
《凯南日记》
作者：乔治·凯南 译者：曹明玉
出版机构：中信出版集团
作为遏制战略和冷战的设计者，美国国际政治政策教父，凯南的思想深刻地影响了国际格局半个世纪的历史走势。凯南将自己对政治、外交和生活的种种体悟均记录于自己的日记中。编者从凯南长达8800多页日记中精选出我们眼前这本《凯南日记》，在向我们呈现凯南战略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过程的同时，还让我们了解到了众多重大事件的幕后故事；从这本日记中，我们读到的不仅是一个战略思想家和外交官，而且还是一位在政治、道德问题上有着深刻见解的极具天赋的作者。
共产主义者认为西欧文明之船正在下沉，他们就像逃避灾难的老鼠那样抛弃了这艘大船，而不是留下来拯救它，让它漂浮在水面上。弃船时，他们抓住了经济调节理论，这种理论尽管有些过时但也可能是正确的，他们希望借助这个理论纵身跨越深渊，那是人类几百年来一直努力想跨越的深渊——那是一个缓慢而痛苦的进程。他们自认为能力和智慧远远超过祖辈。他们嘲笑几个世纪以来让人困扰和烦恼的一切事情，认为祖辈们和当代多数人都是不可救药的傻瓜。我说过，我不是虔诚的教徒，但是这种亵渎文化和知识的粗鲁态度震撼了我，这是对人类世界以外一切斗争、苦痛和牺牲的莫大亵渎。我认为有一天共产主义者必将因为这些行为受到惩罚，正像一切无知、狂妄和自大都要受到惩罚一样。
《西班牙内战》
作者：博内特·博洛滕
译者：戴大洪
出版机构：新星出版社
西班牙内战改变了20世纪的政治格局，成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预演。博内特·博洛滕的《西班牙内战》摆脱了以往仅仅着眼于佛朗哥军事叛变、民主与极权二元对立的历史叙述，集中展现了共和派控制地带的复杂真相，呈现了人类历史上最为复杂的理念对决，再现了西班牙内战起源及其发展的真实面貌，填补了我们对西班牙内战的认知空缺。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西班牙内战——其间发生了革命——是三十年代欧洲最重要的政治事件，甚至也是西方最重要的政治事件。它对世界之所以重要，在很大程度上与其说是由于西班牙的国内冲突，不如说是由于列强的干涉及其以干涉相威胁，同样也是由于这场斗争在某种意义上反应了其他国家非常紧张的政治局势。对于共和国的支持者来说，西班牙内战自然而然演变成为一场民主与法西斯的斗争，而且，它实际上还变成了西方世界的一个独一无二的论坛，在这个论坛上，当时法西斯主义的得寸进尺开始受到质疑。共和派控制区内部形势的实际发展状况往往不被西班牙外界所了解。西班牙内战一结束，人们几乎立即就把注意力转向了欧洲全面战争的进程，结果，多年以来，西班牙的这场战争仅仅被人们当做欧洲战争的序幕或注脚。
《入世哲学家》
作者：杰里米·阿德尔曼
译者：贾拥民
出版机构：三辉图书·中信出版集团
在这部长达九百多页的书中，杰里米·阿德尔曼为我们展示了这位20世纪最具原创力的思想家阿尔伯特·赫希曼的人生以及他的思想和作品。在阿德尔曼的笔下，我们看到了一个经历过20世纪的种种可怕事件，然而不失希望、用自己的武器和笔捍卫宽容和自由价值的“入世哲学家”。积极的现实参与和深厚的智识修养令赫希曼对自己所处时代的复杂性有着深刻的理解。通过阿德尔曼的叙述，我们得以了解赫希曼的个人经历如何塑造了他独特的思考问题的角度。透过赫希曼的人生，我们能够有机会更深入地理解20世纪。
赫希曼是最早离开德国的一批人之一。他更是大批离开德国的知识分子的一个缩影。这是世界历史上前所未见的一次知识和文化外流，所有人的出发地点都是这个激烈动荡的欧洲中部国家。在接下来的十多年内，赫希曼将辗转于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各地，参加各种形式的反法西斯斗争，直到生命受到直接威胁，再也无法留在欧洲大陆为止。最后，他也逃亡到了美国，成了为美国学术界贡献力量的欧洲移民中的一分子。然而，对于美国联邦调查局内那些靠着追查嫌疑人而升官发财的所谓探员来说，赫希曼积极参与政治活动的记录当然是非常可疑的，因此，在麦卡锡主义的狂热中，赫希曼不得不再一次选择了逃离。这一次，他的目标是南美洲。在那里，赫希曼又将彻底重塑自己——他将成为全世界最伟大的发展经济学家之一。
《未竟的往昔》
作者：托尼·朱特
译者：李岚
出版机构：三辉图书·中信出版集团
在这本写于1992年的名作中，托尼·朱特试图去追问1944-1956年间法国知识分子在智识上失责的原因，并且努力探究战后法国知识分子整体的道德状况。面对极权政府在苏联、东欧犯下的深重罪恶，包括萨特、波伏娃在内的诸多法国知识分子视而不见，甚而为极权辩护。朱特在书中尖锐地揭示那些在现实中试验自己政治理念的知识分子在失败后表现出的不人道，更深刻反思了法国文化中诸如自由传统脆弱、喜好宏大理论等致命弱点。借助于对思想背后政治变迁、历史演变和社会氛围的分析，朱特为我们清晰地勾勒出了战后法国知识分子为共产主义所吸引的深层原因。
在某种程度上，莫斯科所犯下的罪恶被西方知识分子有意掩盖了，因为后者想要维系30年代对抗法西斯主义行动的统一性。然后他们就忘掉了在那之后的战争和德占时期的极度混乱。当1945年苏联以同盟国胜利者的身份出现，它过去的罪恶早就被一笔勾销了。那些之后被看作是共产党制度缺陷的特点——恐怖、暴力等——在当时被宽容地视为建立新世界所要经历的阵痛。无论如何，斯大林已经解散了第三国际，击败了希特勒，因而有理由以各地的共产党组织为中介，在当地的国内抵抗运动中起到积极的作用。对于许多观察家来说，斯大林主义的最坏年代似乎已经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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